“打工人”，敢于自嘲是时代的进步

 

近日，“打工人”的梗火遍了全网，无论是在建筑工地真正搬砖的蓝领工人（而不是自称“搬砖”的人），还是坐在办公室的精致白领，甚至是所谓的“白骨精”、部门主管、总经理，乃至一些老板、明星，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“打工人”。

 

哎，“搬砖”没火，“打工人”却火了。火得蛮不讲理，火得轰轰烈烈，火得让人猝不及防，让当年还是“打工族”一员的荆轲，惊得眼镜都掉地上了。

 

什么时候“打工人”变得如此理直气壮了？

 

其实，“打工”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，最开始流行于香港，是指“受雇于人”，为“从事受薪工作”的口语表达，词义中性。

 

当然，如果深究起来，“打工”一词也并不是香港人的发明。更早以前（新中国成立以前），地主雇人干活，有长工、短工之分，给地主家干活就有“打长工”、“打短工”之分，“打工”一词应该是自那时就有的说法。香港工商业比较发达，企业主雇人是常态，所以“打工”率先在香港流行起来，这也是“物质基础决定意识形态”。

 

时代的发展，总是会赋予一些词时代的印记，比如当“打工”一词进入到内地后，在以广东省为主的地区开始流行。随着南下务工热潮的兴起，全国各地的劳动者在进入广东等地后，“打工”一词便开始在全国蔓延了，此后不仅是珠三角“打工”潮起，长三角乃至京津冀、大西北地区都习惯了“打工”。

 

在刚刚进入广东地区时，“打工”一词的词义实际上有了一些变化，为中性偏贬义。由此衍生出来的“打工仔”、“打工妹”，与贬义色彩更明显的“北佬”、“北妹”、“捞仔”、“捞妹”几乎等同起来了。而根本性的原因，则是因为“打工”指的是非固定工作，是一种临时性的、可以被随意解雇的工作，与过去铁饭碗所对应的“工作”有天壤之别。而当时打工群体普遍的学历低、无技能状态，确实无法与同时代有“工作”的人相比。香港商人李嘉诚的《打工是最愚蠢的投资》即是对“打工”最著名的论断。

 

翻翻那个时代的“打工文学”作品，几乎满篇都是“打工仔”、“打工妹”对老板欺压、工头侮辱、对生活不公的反抗，鲜少见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（美好生活只在“下一站”）。“打工族”群体的怨气非常强烈，根本原因是这一群体向上通道的不畅。

 

再后来，“打工文学”不再火爆，“打工族”的怨气也不再强烈。时代的发展，让“打工仔”、“打工妹”在出卖劳动力获得一定报酬的同时，还给予了他们向上的机会，不少人在“打工”的过程中，掌握了一定的劳动技能，或者提升了学历，拥有了更高的职位和薪水，成为了事实上的“白领”或“粉领”、“金领”。

 

当生活向你展现美好的一面时，你当然不会怨天尤人。

 

而这个时候，有关部门也意识到，发达地区之所以能快速发展，除了政策好，一部分“先富起来”的人有远见有胆量，还有大量“打工族”贡献的人力。于是，“打工仔”、“打工妹”一词开始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更为中性的“外来工”、“外来务工人员”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上。

 

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本地企业主，经过若干年的磨合，这时也学会了对“打工”一族的尊重（从只讲白话变成会讲普通话就是一个标志），本地人与外地人的隔阂也逐渐消除。再加上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在工作地域落户了，有房有车的他们有些也成为了企业主，其社会地位的变化，使得当初对他们的歧视已经转变为尊重了。

 

劳资双方的和解，或者说本地族群与外来族群的融合，事实上已经把“打工”这个词语曾经附着过的贬义色彩完全清除了。

 

当铁饭碗已经不再风光的今天，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不愁未来的“打工人”，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主人，他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就业，或者创业。哪个老板敢让“员工自愿降薪”，他一定会被“打工人”抛弃。

 

而他们挂在嘴边的“打工人”，除了自嘲之外，还有一种没说出来的自豪，即职业没有高低贵贱，大家都是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吃饭。

 

不过，什么时候砸掉那些垄断部门的铁饭碗，让它们的从业人员也变成“打工人”，那么这个时代的进步就会更上一层楼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