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春节副刊】通往天台的小路
我背着包，一个人走在通往天台的小路上。
那时正是秋天，微烫的阳光把大地渲染成一片金黄，视力所及的范围内，是我熟悉的院子，炊烟，竹林，桉树，细细流淌的溪沟，泛白的石板路，还有站着的人，走着的牛，飞着的鸟。不知道是谁在呼喊，喊声风一样掠过金色的田野，留下的回响，有金属的质感，在天顶寨的崖壁上溅出一连串音符。风的气息铺天盖地而来，稻浪一浪一浪，一直浪到远处的清凉山脚下。而这些温暖的气息，这些铺天盖地的气息，有些人，他们再也闻不到了。想到这我就心痛。
一个人走在通往天台的小路上，我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。这是我熟悉的土壤，我的脚步踩在母亲的心口，重了，她会疼痛。她痛，我更痛。
铲掉草皮的田埂，裸露出褐红的肤色。若干年前，我就是光着膀子以这样的肤色站在田埂上向未来张望。若干年后，我穿着衬衣牛仔裤，内里还是那样的肤色，站在田埂上，向过去张望。
一条斑斓的大蛇，费力地翻过田埂，钻进了金色的稻田。高粱脸红筋胀地守在田埂上，苞谷空着背包陪在坡坎上。屯水田的堰坝上，南瓜吊了一串串。我看着这些熟悉的事物，这些土头土脑的南瓜，我的目光清澈而纯净，欢乐而哀伤。我曾挑着兑了碳氨的农家肥来淋它们，我看着它们如何从一颗种子发芽，长叶，抽蔓，开花，结果，成熟，我把它们从藤上摘下来，洗净，剖开，切削，烹煮，我再把它们吃掉，消化，最终将它们还原为水和农家肥。这些年来，我像远离成为民工的乡亲们一样，远离了它们，然而它们仍然守在屯水田的堰坝上，向走在这条小路上的我致以最真挚的问候，这让我的血液里再度涌动一种莫名的东西。
走过屯水田，就到了屯坝。这是一个形似鲤鱼的丘陵，一块块梯田，鱼鳞般，由鱼头开始排列，收拢再散开的鱼尾则甩到了大院子的背上。干伯伯的坟就立在大院子的背后，守望着这一大片金色的田野。大院子再往后，就是那座我们时时需要仰望的天顶寨了。
小路从前是条大路。而从前有多远，那得问我年事已高的二伯。小路向东，攀过天顶寨，再到安乐寨；向西，几百米之外就是公路，而公路边上就是天台公社所在地。当然，后来公社变成了乡，乡在撤乡并镇的时候又被撤销了，只保留了行政村建制，于是我们便把那聚着一片房子的路边地，笼而统之地称为“天台”。而天顶寨则是附近的制高点，外村外乡人要到天台来，多半是眼睛瞄着天顶寨赶路的，于是这条小路无论向东向西，都能被我一厢情愿地说成通往天台的小路。
从前，当然是二伯的从前，那时他做挑夫，挑着一百多斤的东西，是桐籽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吧，沿着那条昔日的大路，向西，再折向东南，一步一步地赶往万县码头。“县过县一百八”，一百八十里的路程，他要走三天才能到。到码头交了货，他又挑着盐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，总之是货主需要的东西，走三天再回到天台来。按我听说来的别的挑夫的故事，以及我自己后来的赶路经历相对比，二伯算是走得慢的了，大约他也曾在某个秋天的日子，站在某个高处，像我一样，感受到了我奶奶的心律，于是将赶路的脚步放得再慢点，再慢点。
我站在屯坝上，风从东边的天顶寨上奔来，掀动我满是汗渍的衣裳，然后又一路奔跑着冲向西边的清凉山。啊——雀——，啊——雀——，我又开始打喷嚏了。一个喷嚏是有人骂，两个喷嚏是有人想，这么多年没走这条小路了，是谁还在想着我？
是国权在想着我吗？国权是二伯养子的儿子，比我大一岁，跟我是小学同学，但得喊我“幺叔”，我们总是结伴沿着小路走到天台去上学。因为岁数比我大辈份比我小，所以很多事情国权都得让着我，比如我们一起到秧田里捉黄蟮，他不能抢到我的前面去捅黄蟮洞，而我们一起去打猪草时，碰到长得特别茂盛的侧耳根，他得让我先割几把。农历四月，小麦青青水田清浅，正是捉黄蟮的好时节，国权跟人在田野里忙活了大半夜，用破开的竹棍叉回来一大脚盆黄蟮，让在家睡觉的我分外眼红。
国权在许多事情上都胜过我，但惟独读书他不如我，后来他辍学外出打工挣了钱回家，对我说，幺叔，你现在没得钱读书，我拿钱你读书，你二回（方言：以后）读出来了帮我的忙要不要得。我没吱声。
我还记得，有一天夜里，我们从学校上了晚自习回家，满天的星星让国权走起路来得意忘形，他把手中点着照明的油纸甩来甩去，结果燃烧的油纸溅到我的手上，我惨叫一声，吓得国权一哆嗦，好话说了一大箩筐。疼痛的痕迹至今仍然留在我的右手手背上，无比清晰。难道说我没有同意国权的建议，令在异地他乡谋生的他至今还念念不忘？
幺姨爹家的房子也在天顶寨下，如果风是从屯水田开始刮的，那么这风连着爬二三十级梯田，便可以从幺姨爹家的堂屋穿堂而过。碰到幺姨爹在家午睡，他肯定会惊天动地地打一个喷嚏，然后大大咧咧地说，哪个要请我？幺姨则撇撇嘴说，请你，请你喝洗脚水！幺姨爹笑笑，并不在意。幺姨爹就是这么一个喜欢吃喝玩乐的人。幺姨爹在乡办企业上班，有工资拿，日子过得比别人稠，每次我跑到他跟前，他总能拿出点儿什么吃的塞到我的嘴里，于是我更加心甘情愿地当他的“狗腿子”，沿着那条小路跑到天台为他买东西。
那个水瘦山寒的日子倏然而现。我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的哪一天了，而幺姨爹也已经过世，无法再提示我到底是哪一天了。就说“那天”吧。
那天，幺姨爹家杀过年猪，客都来了，准备吃饭，突然发现没有菠萝酒。幺姨爹是非常要面子的人，光给客人喝白酒很丢面子，于是要派人去天台买菠萝酒。天上飘着雨雪，田间小路非常湿滑，没人愿意去，于是幺姨爹说“老幺去”。老幺就是我。我极不情愿，嘟着嘴，一溜一滑地沿着小路往天台走，身后是热汽腾腾的欢笑。走到屯坝上，我回过头来，猛然发现天空阴沉下的天顶寨，还有那些蓄着水的空田，如墨线勾出的轮廓，神秘而幽远。后来我看到了赵孟頫的山水画，于是猛然忆起“水瘦山寒”这个词，原来曾在我的生活中真实出现过。
屯坝终于被我抛在身后，掩映在竹林下的大院子，又把昔日的生活，用一块一块铺路石串到我的眼前。
大院子最边上一家是干伯伯。干伯伯穿老蓝布长袍，戴一顶忽扇着搭耳的皮帽，深深的皱纹和微眯的双眼盛满了慈爱。院子里住户多，且不同姓，辈份实在难以明确划定。但和和气气的干伯伯，却是大家的干伯伯，小孩儿叫他干伯伯，小孩儿的父母叫他干伯伯，小孩儿的爷爷奶奶还是叫他干伯伯。
干伯伯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他常常故意考我，问我为什么人一吸气喉咙管会发凉，为什么太阳每天从东边出来到西边落山，为什么满天的星宿我们一个都摘不到。我回答不出来，干伯伯就笑，笑眯了眼，然后给我一个泡粑，或者一个桔子。
我们附近人家只有干伯伯一家种了棵桔子树，想吃桔子就得到几里外的街上去买。后来，种桔子的人家多了起来，一到冬天漫山遍野都是红红的小灯笼，而我也弄懂了干伯伯给我出的难题。然而，这时，干伯伯已经睡进了屯坝鲤鱼尾部的坟墓里，他再也不给我出难题，再不给我吃泡粑和桔子了。
我走到院子门口了。院子里吹吹打打，锣、钹正响着，我的眼泪出来了。我流着眼泪，走进正中的大屋，我的伯母，我们兄弟姐妹口中唯一的“妈妈”，就躺在那口简陋的棺材里。我跪下，磕头。三个响头。头在泥地上叩出“笃笃”的声音。“妈妈”，幺娃儿回来了，你听到了吗？
我跪在地上，给“妈妈”烧纸。一张一张的黄裱纸，在火中燃烧，化为灰烬，盘旋着上升，黑蝴蝶样，又栖息到“妈妈”简陋的棺材上。
下葬的前一天，我从院子里出发，走上通往天台的小路。三个汉子，在屯坝下边的一个坡上，为“妈妈”挖坟坑。我一步一步，走过高梁，苞谷，稻子，南瓜，峨眉豆，白菜秧，前往“妈妈”的坟地。这条小路，见证了“妈妈”在天台几十年的艰辛，铺路石上洒下了她的汗水，红土地里浸染了她咳出的鲜血，她的脚印一个叠一个，多得数不清楚。我把“妈妈”人生最后的道路选定在通往天台的小路。
2004年8月18日，凌晨四点，身穿老蓝布长衫头缠白帕子的“妈妈”，上路了。我背着一背篓纸钱走在送灵队伍的最前面，一边走一边撒纸钱。帮工们“嘿哟嘿哟”地抬着棺材前行，长长的队伍在田野里缓缓移动，启明星在东方亮着，吹鼓手和锣钹一起响着。而此时，早起的乡邻们，已经挑着带露水的稻谷往回走了。“妈妈”的坟墓，就在这样的辰光里，垒成了通往天台的小路上的一个路标。
所有的离去都有一个回归，所有的起点都有一个终点。我在岁月的这端，看到了我从前的家园，它丰富而又朴素，简单而又华贵。我看到我那些故去的亲人们，他们站在通往天台的小路上，他们红光满面，他们衣着华美，他们对我笑眯眯地说：老幺，回来了哇？
